1930年，我们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利用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军阀混战，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连连获胜，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度恐慌。军阀混战以西北军的失败而收场，蒋介石站稳了脚跟后乘机收编了许多杂牌军队，阵营内出现暂时稳定的局面。蒋介石腾出了手，积极准备围攻我各革命根据地。这年冬天，蒋介石开始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
的第一次“围剿”重点主要是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亲赴南昌指挥。而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则是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负责。敌人从11月开始，逐步形成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包围，从几个方向部署了七八个师近十万人的兵力，并扬言在“三个月内肃清”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
我红军主力在根据地跳动作战，避开敌人的锋芒，在新洲、罗田、皖西、商（城）南及京汉铁路的柳林、李家寨游动出击，屡屡获胜。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主力红军作战，我们独立团则在黄安的南部，牵制敌人夏斗寅的十三师和郭汝栋的二十六师。敌人驻扎在麻城宋埠、黄陂、黄冈一线，依仗着武器精良、实力丰沛雄厚，盘踞控制着交通要道。而我们避开敌人占据的交通干线，活跃在永河至桃花一带。独立团分成连、营活动，袭击敌人小股部队，破坏敌人的通讯线路，截击敌人的后勤装备，靠运动战、游击战的方式大造声势，拖住敌人，不许他北进，以保证我主力红军在北部作战无后顾之忧。
一天，我们的侦察员获悉敌人的后勤部队将要运送弹药和军服，同时，群众也送信来证实了这个情况。按团长的命令，我通知二营的营长、教导员来团部开会。曹团长布置了任务，下达了战斗命令。营长和教导员马上返回部队动员，这场战斗就打响了。
我随二营部队二百多人埋伏在永河附近的一片松林里，那是敌人的必经之路。下午，敌人一个连的兵力押运物资远远开来，骡马大车走了一溜线，前后拖了有一里多路。敌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他们一点也没发觉自己已钻进红军布下的口袋。骡马大车轮轴的吱吱声和敌人的吵嚷声响成一片。当敌人走进这片松林时，只听一声喊：“打！”我们二营的排枪一齐响了起来，敌人被撂倒了一片，顿时整个车队乱成了一锅粥，像炸了窝的蚂蚁四处乱蹿。突遭袭击被打懵了头的敌人不知所措，好一会才反应过来。队尾的敌人举枪还击，负隅顽抗。只听枪声密集，到处是一片喊杀声。白军弄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人，抵抗了一阵子，无心恋战，慌乱中四处逃散。我们的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冲出树林，了敌人的车队，短兵相接，战士们有的和敌人拼起了刺刀，有的挥舞着大刀，杀声震天，那气势盖过了敌人。白军的斗志彻底瓦解，许多人举手投降，一些敌兵扔了枪，没命地逃跑。
二营通信班长阙子清提枪跳出战壕，向车队的尾部跑去。我按捺不住，几次要冲出去参战，都被二营长抓着后脖领按倒在地。二营长说我是团部的人，不许我参加战斗，我只得跟着他。整个战斗我都没捞到机会放几枪，心里猴急，也没办法。
枪声停了，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二营政委苗宗元让我赶快回团部报告，派人来拉战利品。我跑步回团部报告了战斗情况。不一会儿，二营营长也兴冲冲地赶到。他满脸是汗，抓下帽子，头上冒着热气，一激动，这结巴营长更是说不清楚：“报、报…告团长，我们缴了好多的子、子…弹，还…有、有好…好多的军、军…服，快点派、派人拖。”
曹团长高兴极了，命令团部的人都去了战场拉战利品。由于一营、三营都分开活动，不在此地，团部的人也不多，我们动员了乡亲们一齐去到战场。到了晚上，缴获的东西拉回来，堆了许多堆，大多是军服，还有子弹、手榴弹和。这一仗除了逃脱十几个敌人外，全歼敌人一个连，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军民。
就在我们独立团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从前方也传来好消息，我们主力红军集中六个团的兵力，在双桥镇打了个大胜仗，消灭敌军上千人，俘虏五千多，缴枪六千多支，还有山炮和迫击炮，并活捉了敌师长岳维竣。双桥镇大捷，打破了敌人的狂言，大振了红军的声威。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鄂豫皖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先后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口达二百多万，红军也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我们的胜利，宣告了敌人第一次“围剿”的彻底破产。4月间，敌人出动十二三万人对我根据地实施第二次“围剿”。蒋介石限令，“5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敌人增派了部队，重布重兵，对我根据地实施包围。北面主要是吉鸿昌部三十师、三十一师、三十三师，南面是夏斗寅、萧之楚两个师。南北形成合击的态势。吉鸿昌部原本就不想与红军打仗，“进剿”时走大路，对两边的山头放放枪，开开炮，应付了事，没有按蒋介石的旨意进攻我苏区，5月间就从宣化店退至罗山。我们独立团与光山、罗山的独立团相互配合，采取侧击、骚扰、打敌尾巴的战术对付敌人，经常歼敌小股，使得南面的敌人不敢分散兵力，也不敢孤军深入。敌人的第一步“围剿”鄂豫边红军的计划，根本就无法实施。
我主力红军在皖西作战歼敌一部，在独山镇又打了一仗，消灭白军陈调元部两千多人，攻克了许多敌据点，这些好消息大大鼓舞了我们。5月间，我红军主力挥师南下，围攻黄安南面的桃花镇。这是我们独立团长期袭敌扰敌的地域。我们独立团配合主力红军在十里铺设伏，诱敌深入，敌人一个旅落入我军的圈套。我们打了一个痛快仗，桃花镇也被我军攻克，共消灭敌军近两个团，还俘虏了许多敌人，缴获了不少的武器装备。
打扫战场后，成堆。当时我们战士都没见过那些崭新的，拿在手里不知道怎么来摆弄，又都撂在地上，去拣那些“奉天造”的新步枪。一个俘虏兵说我们红军傻，放着那么好的“自动步枪”（当时对轻机枪的称呼）不要，而去拣步枪。我们一个战士听了，拾起“自动步枪”，对那俘虏兵说：“我们都是穷人，穷人不打穷人。你告诉我，这‘自动步枪’怎么用？”
那俘虏兵接过枪，用拇指推开保险锁，朝着远处的田埂一掳扳机，“嘟嘟嘟……”打起一片泥土，那威力比步枪大得多。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又都扔下“奉天造”去拣“自动步枪”。我们这些出身农民的红军战士就是这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用敌人的装备武装了自己。
敌人屡遭打击，最后龟缩到黄安城，遂闭城固守，不敢再犯我苏区。蒋介石“5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的梦想成为泡影，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鄂豫皖苏区军民的反“围剿”又取得了胜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全国民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可是蒋介石反动派却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置东三省几千万民众之死活于不顾，继续把枪口对准，一心要“剿灭”各根据地的红军。
我们那时在山沟沟里，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对全国的动荡形势知道不多，但对蒋介石的疯狂“围剿”深恶痛绝。我们根据地的红军一面整编和扩大红军队伍，一面又准备对付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围剿”。
七里坪披上节日的盛装，黄麻暴动的策源地这天热闹非凡，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刀枪林立，红旗招展。西门外的倒水河淙淙流淌，在那宽阔的河滩上，苏区军民隆重集会，庆祝红四方面军成立。
田坎上、山坡上，聚集着无数前来庆贺的乡亲们。他们从各县、区赶来同部队一起庆祝这次大会的召开。歌声、口号声、鼓声、军号声、欢呼声响彻河谷。我们部队仍在黄安南部，曹团长和政委作代表参加大会，我们几个人随行也来到七里坪。看到这热烈的场面，看见我们威武雄壮的红军队伍，心里别提有多高兴。鄂豫皖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庆祝大会后，曹团长和政委在七里坪接受了战斗任务，我们当日返回部队。第二天，红军主力十一、十二师挥戈南下，发起了黄安战役。
蒋介石灭红军之心不死，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他将包围鄂豫皖根据地的原兵力十个师增加到十五个师以上，在鄂东南，部署有汤恩伯第二师、曾万钟十二师、戴民权四十五师；在鄂东地区，部署了张印相三十一师、葛云龙三十三师、彭振山三十师、萧之楚四十四师，还有我们独立团的老冤家夏斗寅十三师，赵冠英六十九师。
赵冠英六十九师这年入驻黄安县城。这个杂牌军的师长依仗着自己的装备比红军精良，吹嘘黄安城防坚若磐石、固若金汤。然而这个师有个致命的弱点：孤军深入，处在我根据地的包围之中，是个“穿头榫子”，它虽能够获得宋埠、黄陂的敌三十师、三十三师的支援，但只要红军阻截援军，它必死无疑。
赵冠英这个戎马半生的老行武，别看他只有一只眼睛，可他却颇有眼力。他把师部和一个旅设在城内，另一个旅部署在城外，控制东、北、西几个方面，相互可依托支援。配属该师的敌三十师一个团分驻在南面的桃花镇至高桥河一带，以维护通向宋埠、黄陂的运输线，保证军需供应。
根据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军没有重武器，没有火炮支援，不能硬攻黄安县城。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充分的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首先扫清外围据点，切断黄安与外界的联系，围困守敌，阻截援敌，诱敌出城，最后歼灭之。
我们独立团同红十一师为该战役的主力部队，麻城赤卫军与我们相配合，首先对黄安南部高桥河、桃花一带的敌三十军二七○团发起攻击。经过近十天的战斗，消灭了敌二七○团一部，阻击消灭麻城宋埠的援敌，并将高桥河、桃花镇等据点全部攻克，切断了敌人的军需运输线，完成了红四方面军首长交给我们团的任务。
我独立团奉令移师北上，同红十二师一起担负紧缩对黄安守敌包围圈的任务。作为主力团，我们的主攻阵地是俯瞰钳制全城的制高点——锞子山。红十一师仍配置在黄安南部的大、小峰山和嶂山一线，准备打援。
接连几日，我们围城部队就攻占了黄安城的东关、西关和北关，惟独城东北的锞子山据点明碉暗堡工事坚固难克，仍在敌人手中。我们独立团是攻坚的主力部队，面对这块硬骨头拿不下来，又急又气。
除锞子山阵地外，敌人已被我军牢牢地围在城内。敌军在城内修工事，我军在城外筑工事。他出来，我们就打。敌人的粮草，有耗无补，难以为继。赵冠英两次派兵出城，企图向南突围，均被我军打了回去。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赵冠英站在城防的制高点——锞子山的阵地上，从望远镜里看到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被红军攻占的外围据点上，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喊声震天。红军的主力到底有多少？黄安外围哪来这么多的部队？赵冠英不相信自身的眼睛，更怀疑他的情报是否准确：这决不止五六个团的人！
原来这是红四方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政工人员，把黄安城外成千上万的群众动员组织起来摇旗呐喊，为红军助威。
消息很快传遍黄安各乡及附近几个县，群众们欢欣鼓舞，组成了支前队伍，送来了粮食、猪肉、鸡蛋等慰问品。妇女们赶赴前线日夜为我们烧水煮饭，洗衣缝补，救护伤员。儿童团在各交通要道设岗放哨，盘查行人。为了这场胜利，全黄安的民众投入到火一样的支前行列之中。那真是：
红军得到群众的支援，斗志更旺盛。而敌人在城内粮草断绝，只能靠空投。我们为遏制敌人空运，削弱守敌，就用机枪对空射击。敌机吓得不敢低飞，将空投物资乱丢一气，许多降落伞都飘落在我们的阵地上。当敌机来的时候，有的战士故意在阵地上摆出“T”字布，诱敌将物资空投到我方阵地。我们有吃有喝，而被困在城内的敌人缺粮断顿已到了“拆民房当柴烧，杀猫宰狗填饥肠”的地步。
两场大雪过后，敌营一片啼饥叫饿声，赵冠英此时只能发出：“危城绝地，孤军挣扎，天寒地冻，弹尽粮绝”的哀嚎。他惟一的希望就是固守待援。可是北面的敌军不敢动，南面宋埠、黄陂的敌军屡次出援，都被我红十一师阻截在小峰山、嶂山一带而不能贴近黄安。几天激战，我军歼敌数千人，击溃敌人四个旅八个团，我红十一师和赤卫军乘胜追击，威逼黄陂、宋埠，敌人损失惨重，已无力再增援。
敌锞子山阵地距我独立团前沿阵地仅百米远，离团指挥所还不足四百米。锞子山守敌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枪弹不时打到我团指挥所周围，溅起的雪屑和尘土撒在我们身上。曹团长绝对没理会这些，他正举着望远镜观察前沿阵地。只听“嗖”地一声，警卫员刘昌义大叫不好，上前一把将曹团长推倒，自己也趴在地上。“轰”地一声响，一发迫击炮炮弹在几步外爆炸，硝烟散后，大家从地上爬起来，还好，没有人受伤。曹团长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观察情况。刘昌义不满地喊道：“团长，指挥所太靠前，太危险了，是不是往后撤些。”
急得周参谋直骂娘：“打下黄安，非把那个裸日的赵冠英的那只眼抠下来不可。”
军首长要我们独立团沉住气，不着急，赵冠英跑不了，要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
战士们把标语牌插到阵地上，用自制的小弓箭将传单射向敌人的阵地。白天，战士们蹲在战壕里向敌人喊话：“白军弟兄们！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立功有赏，回家发大洋！”“穷人不打穷人，不要替赵冠英卖命！”
到了夜晚，战士们又唱起了当地歌谣。那时候红军中流传着许多歌谣，以当地的民间小调配上新歌词，在军中广为流传，人人都会唱几句，句句歌词触动着白军士兵心头的隐痛：
歌声此起彼伏，白军饥饿冷冻难捱，军心涣散，那真是四面楚歌。挨到半夜，一些白军士兵纷纷跑到我们阵地投降。他们向红军诉说：“断粮十多天了，弟兄们饿急了，能吃的都吃了，再过几天怕是要吃人了。”
这些饿得皮包骨头的白军士兵围着火堆，吃着我们端来的饭菜，禁不住泪流满面，放声痛哭。有个士兵说：“长官，你们快攻城吧，弟兄们都不想打了。赵瞎子逼我们打，我们不从，他一下枪毙了几个人。你们再不打，我们可活不下去了。”
12月22日上午，阴沉多天的天空放晴，天空一片蔚蓝。由远而近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一架飞机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银光。曹团长对我们几个在他身边的同志说这是我们红军的飞机，是“列宁号”。过去，总是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顶轰炸、扫射，我们吃尽了敌机的苦头。今天，我们自己的飞机该显显威风了。
我们许多战士一开始并不知道是自己的飞机，以为还是敌机袭扰，大家屏住气，警惕地注视着天空。飞机飞越我军阵地，开始在黄安县城上空盘旋。敌人以为是他们的飞机来了，纷纷从工事里跑了出来，白雪覆盖的地面顿时被穿黄军装的敌兵搅得乱七八糟，死寂般的阵地顷刻喧闹起来。敌军官兵纷纷举起手臂向空中招手，他们随飞机奔跑着，呼叫着，盼望着天空掉馅饼的好事。飞机急剧下滑，机身一歪，漫天飘散着红红绿绿的传单。锞子山上的敌守兵叫骂着，奔跑着，盼望着空投食物。飞机转了个圈，在锞子山的上空再次下滑，敌军阵地上一片欢呼，只见飞机翅膀一抖，突然投下几颗炸弹，火光伴着浓烟夹着泥土翻飞，几座工事被炸塌了，敌守兵被炸得人仰马翻，哭爹喊娘，四处逃窜。红军战士们这才知道是自己的飞机，这回轮到我军阵地上一片欢呼了，大家举起刀枪，挥舞红旗，向我军的第一架雄鹰致意。
趁敌混乱之际，曹团长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枪声骤起，锞子山前沿阵地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曹团长和周参谋都举着望远镜注视着战况。枪声爆豆似的响着，冲锋号“嘀嘀哒哒”地吹响了，周参谋兴奋地报告说：“三营九连冲上去了。”
不高的山峦上，一个小旗手先冲了上去，红旗在摇动。一名手举驳壳枪的红军战士也冲了上去。不高的身影是那样熟悉，“是懋保哥哥！”我激动地喊了起来。从望远镜里我看见小旗手扶着旗杆慢慢地跪了下来，鲜血染红了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军装。他负伤了，我的心缩成一块。只见懋保哥哥一手搂着小战士，用肩膀护着那面红旗，一手挥枪射击。他张嘴呼喊着，枪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淹没了他的声音，而那面千疮百孔的红旗正裹着寒风和硝烟在锞子山敌阵地上猎猎飘扬。
周参谋从我手中夺过望远镜继续观察。曹团长放下望远镜，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说：“九连一排占领了主阵地!要给他们记功！”
我红军战士冲上了敌阵地，守敌纷纷举手投降。锞子山被我们攻占了，敌人失去了俯瞰全城的制高点，黄安守敌失去了赖以固守的最后一个要点。
枪炮声连成一片，火光中，敌人的碉堡坍塌，工事翻飞，鹿砦着火。赵冠英苦心经营的那“坚如磐石”的防御阵地，在滚滚浓烟中飞灰烟灭，大片的敌人举手投降。我独立团冲入城内向敌人师部进击。赵冠英山穷水尽，在挣扎无望的绝境下，令他的敢死队拥向南门突围，他自己却化装成士兵率残兵从西门逃命。
午夜，城内敌军全部被歼，从南门夺路而逃的敌敢死队被全歼在倒水河畔。第二天，西逃之敌被我红军和赤卫队堵截，敌手枪队全被消灭，赵冠英及其亲信被赤卫军活捉。
至此，历时四十三天的黄安战役遂告结束。总计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盘踞在城内的黄安民团团总秦子卿及反动县长、商会会长均被生擒。这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一仗，打出了军威，可谓旗开得胜!
战后，黄安人民为了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召开了庆祝大会，并宣布将黄安改名为红安。
黄安战役的胜利，鼓舞了我根据地的军民。在黄安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黄安独立团休整了数天后，在永河与其他部队被合编为红安独立第一师。曾中生任师长，吴永达任副师长，焦福兴任政治委员。独立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曹光南，第二团团长赵赐吾，第三团团长由副师长吴永达兼任。我那时候仍在第一团团部当通信班长。第一团有三个整建制营，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特务连，大约有一千人。
曾中生原是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拉山头，搞宗派，排斥异己，撤消了特委，成立中央分局。黄安战役后，红军拟向外转移，准备跳到外线作战。红军上层领导间对战略方针各抒己见，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本来很正常，但张国焘心胸狭隘，对此耿耿于怀。曾中生、为首的红四军领导人，对部队东出还是南下的军事战略方针与张国焘有过不同意见，对张国焘的错误军事行动方针进行了，因此张国焘怀恨在心，借“肃反”运动、反“改组派”的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撤消了曾中生的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将其安排在红四军任政委，而后又派到红安独立第一师当师长。然而曾中生在我们红军战士中享有非常高的威望。黄安战役期间，我就听曹团长说曾中生要下派到独立师，没有想到他现在是我们的师长。战士们对他的到来特别高兴。
那天，曾师长来一团视察，曹团长在队列前向师长报告，并将连营干部和团部人员介绍给曾中生。当师长走到我面前时，我一个立正，喊了声：“敬礼！”右手靠住帽沿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师长停步还了我一个军礼，并扶正了我的军帽，说：“小鬼头，我认识你的。要当个好兵！”
这句话说得人心里热乎乎的。是啊，“要当个好兵”，多少年来我总也忘不了这句话。
黄安战役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军，由原来的十个师增加到十五个师以上。敌人调动了大量的部队开始策划对我根据地实施第三次“围剿”。鄂豫皖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当时的敌我态势，提出了以外线出击的进攻策略打破敌第三次“围剿”的计划，包括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与湘鄂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打通联系，为造成湘、鄂、赣、闽、豫、皖六省的整片根据地打基础。按分局的决定，我军的几个主力师积极开展了外线进攻。
红四方面军在县城经过十多天的休整，离开红安北上商城，东进皖西，随后又回师豫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发起了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三次战役。我们红安独立第一师奉命留守八里湾、永河一带，保卫红安苏区。我一团仍驻扎在红安东南部牵制敌人。从1月到4月间，独立师连同赤卫军，在加强边界地区武装防御的同时，先声夺人，伺机主动出击，歼灭敌人，即两次攻打敌三十师师部驻地麻城的青山玉阁。我一团作为预备梯队在战斗外围监视其他敌军，二团和其他红军部队投入了青山玉阁战斗。
敌彭振山第三十师，在黄安战役期间，曾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在十里铺被我们消灭了一个团，一直心有余悸，现龟缩在麻城的几个据点里负隅顽抗。我军对敌人发起了攻击，战斗激烈，并持续了很久。在攻击敌人主阵地时，独立二团团长赵赐吾在战斗中身中数弹，为党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牺牲，激起了我军将士们的无限悲愤，战士们高喊着“为团长报仇”的口号，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冲锋，打垮了敌人，将独立第一师的战旗插上了青山玉阁的顶峰。
赵赐吾团长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者，他教会了我许多的革命道理。在黄麻暴动前，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赵赐吾是我们黄安紫云区许家冲人，他父亲是个大地主。土地革命时，他亲手处决了这个民怨极大的反动父亲。投身革命后，他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土地革命中一直在黄安坚持武装斗争。他刀劈土豪、空手夺枪的故事，在黄安广为流传。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因他两眉间长有两块对称的胎记，像两只眼睛，黄安的许多人都知道他，亲昵称他为“赵四眼”。而敌人十分害怕他、憎恨他，骂他为“四眼狗”。在鄂东地区，赵赐吾是颇有威望的三位武装领导人之一（另两位是邱江甫和徐海东），人民群众把他们三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编成顺口溜为：
由此可见，赵赐吾在黄安人民心目中有多么高的地位，他为黄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的心目中，他仍是穿着长布衫、头戴礼帽的“赵先生”，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从未磨灭。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黄安人民的心中。
就在我们独立师攻打麻城一带的敌人时，我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在商城、潢川打了个大胜仗。红军三个师狠敲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汤恩伯的第二师，歼敌四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取得了商潢战役的胜利。
春天来了，大别山的峰峦沟谷，都染上了新绿。曹团长告诉我们，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开始了。我们独立师还是以团为单位活动，主动出击作战，开始了新的斗争。
主力红军在苏家埠战役中同样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方针，围住了三个据点的敌人。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向蒋介石频频告急求援，蒋介石委任的“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在增援“围剿”中被我军活捉。整个战役历时四十多天，红军共歼灭敌军三万多人，还俘虏了五个旅长、十几个团长和两万多人，缴获了大量的。
继苏家埠战役后，我红军主力紧接着发起了潢(川)光(山)战役，在豫南打破了敌人的防御体系。整个战役仅用几天时间就胜利结束，歼灭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一些反动民团近万人，收复扩大了豫南根据地。
这些胜利的消息传到我们独立师，战士们高兴万分，许多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都纷纷要求北上参加战斗。方面军的首长曾在大会上说过：“我们红军主力在皖西、豫南打了胜仗，假如没有你们独立第一师在黄安南部的战斗中牵制敌人，主力红军就不可能放心大胆地去打大仗。独立师在这些战斗中，不仅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而且牵制了敌三十师、三十一师、十三师等部，使敌军滞留于黄安外围，无法进剿苏区，也无法东援，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这几次战役的胜利，同样有独立第一师的功劳。”
现在回想当年的情景，虽已记不起是哪位首长讲的此话，可首长那音容笑貌和独立第一师干部战士激奋的场面的确令人难忘。
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同仇敌忾进行了几次战役，每战皆捷。总共歼灭敌人四万五千余人（包括黄安战役，实为六万人），彻底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部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得到迅猛发展，红军的总兵力扩充到四万六千余人，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红色政权。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盛况空前的局面。
黄安战役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迅猛发展，苏区红军已主动跳到外线作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黄安独立一团仍坚持在黄安东南部牵制黄陂和麻城方面的敌人，三个营分别独立作战，其间打了不少的仗，也能消灭整连整营成建制的敌人。战事繁忙，我这个通信班长的腿跑得就更勤了。
那还是在黄安战役之前，一天，我传达团首长的命令去三营，从营部出来，我忽然看见我那八岁就开始给人放牛、打长工的亲哥哥——秦懋保。两三年没见面了，一直没有哥哥的消息，不知他去了啥地方,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他。我叫住哥哥，他见到我也大吃一惊，忙问起家里的情况。我说我也有一年多没回家，离家不久爷爷和奶奶因病无钱医治，相继去世了。懋保哥哥伤心了好一会儿，埋怨我不该出来。他说他离家多年，家里男孩子中，年长的就数我了，指望我能在家照顾父母，怎么也跑出来了呢。我告诉他，我近一年来的情况，也问起他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懋保哥哥拉着我，在村边的竹林里坐下，慢慢讲起了他这几年的经历。
懋保哥哥原来给人放牛，后在外打长工，很久没回家。黄麻暴动时，他随农民自卫军参加暴动，家里人都不知道。那以后他就参加了红军，在改编时，被编入红一军第三师，在周维炯、萧方的部队里任排长。后来在打霍山外围的战斗中负伤，不得不离队休养，伤好预备返回部队时，原部队已跳出外线作战，找不到了。他找到特委，特委将他分配到黄安独立团，在三营九连任排长。
真没想到我们在同一个部队，兄弟相遇特别高兴，今后可以经常见面了。军令在身，不能久搁，哥俩挥手告别，我急匆匆返回团部了。
早在4月，曹团长就告诉我们，中央派代表到我们鄂豫皖根据地来了。其中有党内颇有名气的老党员张国焘，他是我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听说来了这么一位“大人物”，想到我们红军一定又要大发展，根据地要更壮大，都特别高兴。
不久，上级派特派员来我团，不知为什么，我渐渐发觉人们眼里流出异样的目光，人与人之间都处在相互戒备状态，心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又见到了懋保哥哥，哥哥悄悄对我说，以后绝对不能说我们是亲兄弟，我们也尽量少接触。我问为什么？哥哥说，现在在抓什么“ＡＢ团” “第三党”，还有“改什么派”，不太懂。只要几个人亲密点，都会被怀疑是什么派，要抓走的，我们也不要再说话了，只当不认识；另外陈定国表弟现在二营营部当饲养员，营长的马都是他在照料，你们见面也不要讲话。我闹不清楚，只有按懋保哥哥的话去做。既然哥哥这么说，我就尽量少见哥哥的面，见面也不说话了。
我们这些红军战士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握锄头的手拿起枪就成了军人，战斗中士气高昂，凭着勇敢不怕死那股莽劲，也打过一些好仗，可是许多人都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不太会打仗，更谈不上有过硬的军事技术了，因此，俘虏了一些白军的下层军官，或让他们当班长、排长，或带领、指导我们这些战士学习一些军事技术。他们在传授军事技术的同时，也把白军中许多军阀作风、坏习气带到了红军部队。那时部队经常发生一些打人骂人现象，军阀作风、流寇习气严重，更不可思议的是霸道、烧房子的行为。由于生活艰苦，这些人有时在队伍中也散布一些不满情绪。那时，反动派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同时也不断地派遣特务、探子来苏区进行破坏、策反。上级有指示要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反革命，这样，部队不知何时开始了“肃反运动”。
在复杂的环境中，为了清理自己的队伍中的腐朽、祛除部队中的杂质，“肃反运动”是有必要的。但那时的“肃反运动”扩大化了，“肃反运动”成了党内军内“某些人”的政治斗争工具。受极“左”思潮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肃反运动”在红四方面军、在整个鄂豫皖根据地，都愈演愈烈。在红四方面军英勇与敌作战的同时，红军内部却弥漫着极“左”的血色迷雾。在红军中，许多人对“肃反运动”除了迷惑不解，就是担心与不满。直到几年后，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我才慢慢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开始执行以王明为代表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月，中央先后派沈泽民、张国焘和陈昌浩来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主持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书记和主席均由他担任，同时撤消了原鄂豫皖特委。张国焘掌握了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权后，为了排斥打击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解除了原特委书记曾中生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他利用“改造”后的政治保卫局，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大“肃反”，即在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肃清所谓的“改组派”、“第三党”。
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一边行军作战同敌人斗争，一边得屈受内部“肃反”的苦难。“肃反”的血雾从上至下弥漫而来，我们团也未能幸免，团政委被杀，曹光南团长整天锁着眉头不说话。今天还在战场上同敌人拼杀，可下了战场有的人就被带走，再也不能回来。从团长到战士人心惶惶，不知哪天自己就会被“肃”掉了。
终有一天，曹光南团长也被捕了，说他是反革命。我们都懵了，这么好的团长，同敌人作战那么勇敢那么坚决，怎么会是反革命？后来，曹团长被放了出来。很久以后我才听说，曹团长当时被绑赴刑场，他高喊着：“我生是的人，死是的鬼。杀我也罢，让我死在战场上吧！”
就在要处决他的当口，恰遇敌人偷袭，“肃反运动”使许多干部被杀，部队打仗都快没人指挥了，保卫局的人迫不得已放他出来指挥战斗，这一仗打赢了。曹团长被放了回来，这也算是侥幸吧！
一次，部队集合，一位战士风纪扣未扣好，有人说这就是“某某派”的联络暗号，因此特派员找这个战士谈话，说什么他就是“第三党”。不久，再也未见到这位战士。那时部队里流传一句话，叫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
团部有个小战士，平时我俩关系挺好，不知为什么他顶撞了哪个领导，被诬为分子，将他抓起来审讯，听说被打得死去活来，非逼他交待同伙。经过几天的审讯逼供，这位小战士迷迷糊糊中不知怎么就说出了我的名字。这下可不得了，特派员找我谈话了。
我迷惑了，我只知道有、，未必还有别的什么党？什么“改子派”？我都没听说过。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一点也不明白。谈话后，我被关押起来，让我一个人单独“反省”了半天。后来，那些人又逼问我：“你说，你是第三党？还是改组派？”
我稀里糊涂，心中极度恐惧。但我明白，不管我搞不搞得明白，最后都是要杀头的。我冤枉呀，不能这么死，于是大声喊道：“我不是‘改子派’！我不是‘改子派’！”
那几个人愣住了，本来还气势汹汹的，听我这么一喊，还都会忍不住笑了起来。其中一个说：“连‘改组派’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看他把‘改组派’叫成‘改子派’，牛胯高的伢，懂个屁！”
就这样把我放了。我回到通信班，满肚子的委屈不知找谁说。后来曹团长悄悄地告诉我，部队正在“大肃反”，你要少说话，免得惹火烧身。
几年后，在川陕根据地，我才慢慢明白，那时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是我党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几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多名红军指战员。黄麻暴动的领导人戴克敏、曹学楷，红军军长许继慎，师长周维炯、萧方等，都先后被逮捕杀害。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也惨遭枪杀。地方政府的许多优秀领导者也均被错杀。我们紫云区有名的妇女干部，总指挥的妻子程训宣也遭遇不幸。当时我怎么也想不通，心里拧的这个疙瘩好几年就是解不开，为什么？为什么？！
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一段时间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党内军内、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所谓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张国焘也趁机利用“肃反”打击不同意见，排除异己，建立自己的宗派集团。“肃反”运动造成了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一场革命，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
【秦忠(1917一2021)，原名秦懋书，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通讯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干部队政治委员，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沙市纱厂经理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湖北省公路局党委书记，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湖北省交邮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交办副主任。是湖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湖北省委员会专职委员。2021年3月14日21时4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104岁。】